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种倾向。

扭转这种局面的核心要素是将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与加快资本流出的开放速度、让家庭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改善家庭的社会福利网结合起来，以降低中国庞大的预防性储蓄。第三，保护本国金融体系免受全球金融体系的过度影响。

银行体系的完全融合尤为危险，需要加倍谨慎。中国全程参与了20国集团关于金融业改革的讨论，而且金融改革的大致方向与中国政府支持的方向大致相同，即加强监管，提高资本准备金要求。中国感觉到事实证明本国在监管银行体系方面采取的相对谨慎的方法是正确之举。中国已经成为正在迅速崛起的超级经济大国。自1999年起，他们累积起近7.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中国自己的外汇储蓄就占到三分之一。

作为全球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应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中国要想最完备地保障其利益，需要在西方强国于二战后创建的国际秩序上打造一个受规则约束、基于制度的全球体系。中国严重干涉外币并采取了相关的对冲操作，其副产品之一就是中国的官方资本大量外流，成为全球失衡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而失衡正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与住房改革相匹配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房制度，这个东西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搞过，今天我们刚刚开始搞这个保障性住房。

这个二轻局管辖的第二轻工业其实不是个产业概念，而是个身份、待遇概念。而自由放任国家由于公共资助少，新移民只能靠自己奋斗、谋求积累来摆脱贫民窟。自罗斯福新政至今，经过几十年发展，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的各种福利安排只覆盖了约占全美家庭总数10%的最底层人口，其余绝大多数人都买或租商品房。取消特权后国民无分贵贱，面对住房市场一律平等。

国民要求政府保障就业(或救济失业者)是福利，但朝廷抓百姓去修长城这样的事就是负福利。但说实话，这福利是负还是正，要比它是高还是低重要得多，也实质性得多。

但国家理论上还是许诺要给他们盖的。住房仍然不提供，但是宅基地要拿走，这就是典型的权大责小，有权无责，失去自由却没有换得福利，这更是典型的负福利了。就像350多年前大儒黄宗羲揭示的所谓福利：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在任期内住白宫，但白宫可不是国家给他家分的房子，白宫只是总统官邸，4年任期居住、办公都在里面，任期结束就搬走。

所以瑞典那么富的国家，住房自有率却相对较低，很多人都住着国家提供的房子。所谓高福利就是穷人受照顾的程度更高，或者是福利的覆盖率更大(不太穷的也能受照顾)，而低福利无非是照顾少一些，或者覆盖率低一些(只覆盖最穷的人)。廉租房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在改革时代的30年里，我们实际上是从上述第六种状态逐渐转向了第四种状态。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

但是显然，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种状态。单位内部的住房分配也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大房;官小工资低，住小房;没官的你就等着吧，小房还只是画饼，不定猴年马月才轮到你。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也是从西方学的社会主义，我们以前并没有过这样的实践。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我想，要么没有城市化，要么大量移民海外，否则除了上述六种，我还真想不出什么别的可能。

哪像我们每一任首长(省长县长，乃至局长乡镇长，不用说还有书记)都可以合法带走分给自己的小楼，结果首长楼越盖越多。这样，我们的制度在提供平等方面就不仅不是福利国家，而且比既不缩小也不扩大差别的自由放任还糟，甚至不是零福利，而是负福利了。可是奇怪的是，到了1962年没有做任何解释，在《人民公社60条》修正案中，却忽然改为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属于集体，农户被剥夺了宅基地产权。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对城市新贫民的居住实行所谓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政策，其中又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流动劳工制度，或曰两栖人制度，即以集体工棚形式，只让新贫民作为劳动力单身进城出卖青春，形成35岁现象、家庭分离与回乡养老体制，以图既规避城市福利责任，又避免市区出现大量穷人家庭居所即贫民窟。廉租房建了多少套关系到它的覆盖率，这是福利的高低问题，但廉租房的筹资与分配涉及到一系列相关制度，这关系到它的正负问题。按过去所谓农民没有社会福利，但享有作为替代品的土地福利的流行说法，农民使用宅基地似乎也成了土地福利的内容之一，但直到1962年都还是农民自家财产的宅基地被强行充公后，公家没有增加任何服务责任，这怎么能叫福利呢?笔者曾指出负福利的另一个定义就是权责倒置：流浪汉要求政府救济是福利，政府强行收容流浪汉就是负福利。

而寒酸的美国，至今总统已44任，却只有一座白宫!负福利是我国旧住房制度的主要问题像这样的制度，我们国家以前从来就没有过。在丹麦虽然人人可以申请公屋，包括高官，但穷人、单亲家庭和有孕妇的家庭可以优先，高官(如果申请)也只能靠后。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百万富翁国家也可以给你提供房子。不改变这些做法，廉租房制度就很可能被扭曲。

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强调民生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更是不断升温。为什么这样规定?因为如下所述，集中连片兴建公屋如果都是穷人住，人文环境尤其是治安往往很成问题。

但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房地产价格低廉的城市通常都是不能吸引移民的萧条都市、夕阳都市，而能够吸引移民的繁荣都市、成长期都市房地产价格通常都很高昂。而负福利下的分房实际是一种少数人的特权。当时很多工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很多大龄青年因为没房结不了婚，东北老工业区一些工人则直到1990年代还住在伪满时代工棚改建的棚户区，令前来视察的领导人落泪。公家不负责给你住房，也就不没收你的宅基地。

第六，当然，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禁绝自由迁徙，把城市划为特殊身份者居住区，把非特许的全部穷人都赶走，或者不许其进入。但是民主国家的福利就是照顾穷人，无论高福利、低福利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承认贫民窟的存在。农民还是住各自的房子。

从此直到人民公社结束，尽管一些先进单位，比如说大寨或者华西村(8.14,0.02,0.25%)，给社员提供了新房，但整个公社制度并没有这种规定。第二，他们福利房的分配标准，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贫穷，也就是说它是给穷人盖的，不是给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盖的。

而另一方面，在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中低收入者都可以申请。农民还是得自己解决住房问题。我们这代知青大返城后很多人也只能进这种企业，他们中的不少人到老都寄住父母家，至今仍是住房困难户。福利的正负比福利的覆盖率更重要所以中国改革前的住房制度和西方福利国家的住房福利，就其反市场的二次分配色彩而言似乎都有点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味道，但这两种社会主义不仅是差异很大，而且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二轻职工都不享受福利分房，大中型国企工人许诺给房实际也多是画饼，盲流更不用说了。

因此几乎在一切国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能在这样的城市买商品房安家的人，在新移民中只能是极少数富有的投资移民，作为城市新贫民的打工者，至少在进城初期是绝少有这种可能的。棚户居民申请廉租房是福利，政府强拆贫民窟就是负福利。

机关的魅力主要在待遇，尤其是能分配住房。至于没有单位的人理论上没有收入，也完全没有福利，谁还会管你住房啊?美国只有失业者(没有单位者)可以申请公屋，在咱们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我国改革前恰恰相反，没有单位的简直就不是人(那时叫盲流)，别说分房了，自己盖个窝棚还是违章建筑，被犁庭扫穴算是轻的，没落到孙志刚的下场就不错了!那时大官小官之间、官民之间工资有差异，但比起各种待遇(就是那时的福利，包括住房)的天地悬隔真是不算什么了。

但是不管怎样，大中型国企至少在原则上还是承诺提供职工住房的(不仅仅是集体宿舍——工棚，在国际上这种仅仅是劳动力的栖身处是不能叫住房的)，尽管常常要苦等画饼烤成。因此一直到改革时代人民公社解体，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住自己的房子，无论国家还是集体都没有给他们提供住房福利。